百度财经独家出品的“展望2022：大拐点时代？变局与机遇”系列直播迎来第六场，本场直播的主题是“反垄断背景下平台经济怎么发展，企业如何确保数据合规”。

参加此次直播解读的嘉宾包括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成员时建中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、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反垄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、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，国家开发银行“一带一路”创新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吴志峰。

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成国际趋势

2020年以来，在反垄断大背景下，相关法律、政策相继出台。平台经济在经历爆发式发展后，迎来规范、合规的发展阶段。今年以来，微信、抖音等平台已经开始互联互通，与此同时做好数据合规工作、保障数据安全也成为企业必须提上议程的重大事件。

吴志峰指出，国家反垄断局今年11月公开亮相，工作职能将数字经济领域单列，可以见得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将会进一步规范。

王先林表示，反垄断强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，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都呈现出强化的趋势，而且特别集中在平台经济领域。

在王先林看来，从产业结构来讲平台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，具有交叉网络效应和跨界竞争等特点。如果不加以必要干预，任其无序发展，“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”的局面将会更加突出。

这些年凭借技术和资本巨大优势，一些平台企业经营规模迅速扩张，业务领域也快速扩大，形成了更强的用户黏性，中小微企业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。特别是一些巨型平台企业，通过大量补贴把竞争者赶出市场，然后涨价。

而且平台企业往往规模庞大，关系国计民生。有些平台企业做的是金融业务，牵扯千家万户，甚至可能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情况，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。

还有一些平台，在经营中存在侵犯消费者利益隐私，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等情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强化反垄断，特别是加强互联网平台领域的执法意义非常重大。

反垄断法不反对垄断地位，反对垄断行为

现在存在一些争议认为，《反垄断法》对新经济、平台企业这类新的形态监管效力存在问题。《反垄断法》到底对平台经济监管效力如何？

黄勇表示，互联网没有国界和边界，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是全球性问题，是经济技术发展进步的必然。

互联网平台经济有没有自然垄断性质？黄勇认为，互联网平台经济竞争依然激烈，国际竞争就更加激烈。未来对平台经济执法和监管一定是理性化的、常态化的和专业化的，要确保企业继续创新和发展。

反垄断监管与创新关系该如何把握？时建中给出一个基本判断：数字经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。时建中以国际反垄断执法举例称，反垄断执法是希望平台经济在推动科技创新、便利人们生活、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做出贡献。欧盟有很好的数字技术，但是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，所以它通过执法去分享数字经济红利。美国的执法则关注长远创新，通过《反垄断法》使美国创新能力提升，至少不被垄断行为损害。

黄伟从律师的角度也阐述了对于“常态化监管”的认同。在他看来，美国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上奉行的是高举轻送的原则。正因为对互联网监管更具弹性，美国和中国在互联网产业才得以快速发展

在黄伟看来，《反垄断法》不反对企业通过合法经营取得垄断地位，而是反对垄断行为。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，这些特点决定了平台经济的高度集中。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两年来不断释放一个信号，那就是鼓励创新，反对低水平竞争，反对掐尖式收获。

“垄断者的行为不等于是垄断行为，”王先林强调，“反垄断不是反大企业本身，而是反对排除竞争的行为。”他举例称，对于“二选一”的执法不但不会抑制创新，还会促进平台企业向注重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转变。

建立分级、分类保护制度是数据合规应有之义

吴志峰指出，平台企业大量占有数据，使得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。如何做好数据合规，成为平台企业今后工作重中之重。

王先林认为，数据合规主要针对数据处理行为，网络安全法，数据安全法，个人信息保护法，各类相关行政法规以及反垄断指南都是数据合规之规。

时建中表示，企业要按照数据安全法规定，建立分级分类的保护制度。对于核心数据要严格保护，要建立集中、统一、高效权威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报告制度。国家要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，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行动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。

数据的产权归属谁？这是一个关键问题，它影响到如何来做合规。黄勇对此表示，数据本身是中性的。《反垄断法》首先解决的是数据归属问题、隐私问题、安全问题及共享问题。然后是，是否滥用和垄断的问题。

涉及到反垄断，数据就是生产要素和生产力。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要做到合规，应坚守数据安全法底线，如果影响到上下游经营则需要开放数据。

常态化反垄断要做到专业、公正和动态评估

反垄断常态化新形势下，平台企业如何发展？在吴志峰看来，这是市场特别关心的，包括投资界，VC和私募股权投资都特别关心。

王先林表示对阿里、美团巨额罚款，显示了国家处罚反垄断的决心，对其他平台企业也是一个警示，有益于恢复正常竞争秩序。执法机构硬性执法同时，也在进行行政指导。具体到阿里和美团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还下发了行政指导书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层面也发布了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。

平台企业也在逐步在走向主动合规，7月份30多家平台企业签署了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自律公约。在中国标准化协会组织之下，40多家平台企业参与制订带有团体标准性的合规准则。

“一开始主要是靠执法机构比较硬性的执法，特别是罚得比较多，” 王先林表示，“逐步引导企业去守法、合规，再到平台企业主动走合规之路。”

黄勇认为，反垄断常态化一方面是专业性，尤其是针对新业态、新经济、数字经济领域。再一方面是程序公正，要继续加强。第三，平台经济发展快而且是动态的，执法也应做动态评估。

黄伟表示，监管始终秉持包容审慎态度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。在未来的监管中，可以高举、多举，但是认定、判断、处罚要轻放。因为反垄断执法机构高举执法武器的时候，平台企业就一定会非常谨慎。

时建中最后总结称，界定权利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行为边界。如果权利界定困难，就从界定行为边界开始。这样就不会被实践和理论耽误，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数据资源的重要价值。

关键词： 平台经济 反垄断 排除竞争